聂力回忆父亲15：多年来父亲有一个夙愿就是科学技术强国

  当年他远涉重洋到海外勤工俭学，最初的出发点，就是想去学习人家先进的技术，回国后搞科技救国。后来理想暂时搁置，他投身革命，终于推翻了旧制度，创建了一个新中国。

  但是，这个新中国仍然十分落后，仍然在国际上时常被人瞧不起，用的话说，就是一穷二白。

  我经常在思考：中国人民多少年来都是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痛苦地挣扎着，这就是一方面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另一方面统治者腐败无能，科学技术又极端落后。从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其间列强入侵，领土被瓜分，军阀混战，使中国成为一个百年沉疴的病人，被称为东亚病夫。新中国的成立，已经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光明的前景，这种落后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父亲不再担任代理总参谋长，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疗养，他的身体渐渐好起来，主管军工生产和部队装备工作。

  党的八大以后，1956年10月的一天，来征求父亲对工作安排的意见。寒暄几句，他们切入正题。说：老兄，对你的工作安排，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一是，中央决定调陈毅专搞外交，他分管的科学技术工作由你来抓；二是，彭真因工作太忙，中央想让他免兼北京市市长，你过去在彭真之前当过北京市的市长，现在让你官复原职；三是，你继续主管军工生产和部队装备工作。三个方案由你选择。

  父亲没过多考虑，当场对说：市长这个官我不想当，对科学技术工作我倒很有兴趣。我们的祖国太落后，也迫切地需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父亲想了想，又说：军工生产与武器装备工作，与科学技术有密切联系，可能的话，将来兼顾也可以。但还是请中央决定吧。

  对父亲的这个想法，是从内心里赞同的。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其出发点也是想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技术，然后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

  见父亲不再犹豫，办事历来果断、干脆的说：那就这样定了，我上报中央批准后任命。

  听说父亲自愿选择科学技术工作，有些相熟的人很为他担心，善意地劝告说：你身体不好，这个工作很忙，千头万绪，又是跟知识分子打交道，麻烦太多，最好还是不要管这个事吧。

  热爱科学技术，希望以此来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是我青年时期的夙愿。经过革命战争，人民掌握了全国政权，正是实现这种夙愿的好时机。我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我国的科学事业。

  建国以后，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的时候，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大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进入了所谓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更重要的是，我们已有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感受，技术装备落后，使我们吃了许多亏。而且当时还面临着一场新的侵略战争的威胁，而这场战争将是钢铁与技术的较量。帝国主义敢于欺负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落后。为摆脱被动局面，我们就得尽快地前进，这就需要全力发展科学技术。

  前进，并且要赶上和超过我们的对手，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否则我们就将永远被人欺负。我当时是怀着这样一种紧迫感，决心抓好这项工作的。

  父亲已经不年轻了，但从他当时的思想轨迹来看，他是壮怀激烈，满腔热情的，就好像当年在战场上，他有一种跃跃欲试的临战状态。他认为，这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的另一种形式的紧张战斗。

  1956年的11月16日，全国人大第51次常委会议决定，任命父亲为国务院副总理，当日，周总理在国务院第40次全员会议上宣布各位副总理分工，父亲分管自然科学和国防工业、国防科研工作。

  1958年6月，中央决定，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成立直属中央政治局的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5个小组。父亲为中央科学小组组长，组员有、王鹤寿、韩光、张劲夫、于光远。

  不久，父亲报经彭德怀同意，代军委起草给中央的报告：为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统一组织力量，把研究设计、试制和使用三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加强组织领导、规划协调，并做监督，建议把原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加以扩大，改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在军委、中央科学小组领导下工作。

  几乎同时，父亲又向中央建议，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与技术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11月，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并任命父亲兼国家科委主任。

  建国初期，科学界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协会、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1958年9月，报经中央批准后，父亲在这两个协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为了更加有助于实现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决定将上述两个组织合并，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科协)，统一管理全国的科学技术普及宣传工作。科协的成立，是加强和促进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又一项重要措施。

  父亲在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建立了对全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机制。当时，父亲身兼国务院副总理、副主席、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广大科技工作人员都亲切地称他聂总。

  到晚年的时候，父亲不止一次地感叹，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在这条战线上，他能够放手为国家为民族做更多的事情。

  为了实现早年的夙愿，把理想转化为现实，1956年秋天父亲做出了自己的抉择。在这之前，我也曾经有过一次抉择。一天傍晚，爸爸下班回来，进到我的房间，先了解了我的学习情况，然后问：丽丽，你知道爸爸现在做什么工作吗？

  我愣了一下，不明白为什么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就说：你不是抓军工生产和装备吗？是抓装备，可这抓装备是怎么一回事？

  那天父亲兴致很高，给我讲了好多事情，他说，我们的军队任何一个时间里都不怕牺牲，正是靠着这种精神，最终打下了天下，但由于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敌人，常常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他讲到刚刚过去的抗美援朝战争，美国人在飞机、军舰、坦克、火炮等方面，都占有压倒性优势，志愿军是付出了巨大牺牲后，才取得胜利的，如果我们的武器装备和美国人差不多的话，我们早就把他们赶到海里去了。

  195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后，考上了留学苏联的预备部。拿到通知书后，我有些犹豫不决，对爸爸和妈妈说：你们看，我都24岁多了，还去苏联念大学吗？

  父亲说：年龄大点与学习有啥关系？留苏学到先进的科学知识，回来报效国家，是最好的选择。难道你忘了？我给你讲过，要为虎添翼。

  我笑了笑，仍然是拿不定主意。在国内，我一样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尤其是我不想离开爸妈太长的时间，战争年代，我们一家分别得太久太久，我很看重亲人之间的团聚。但这个意思我没有说出口。

  恰巧，我称干爸爸的彭真叔叔来了，他问我：丽丽，你知道我是多大年龄上学的？

  我很惊奇，平时感觉干爸爸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没有想到他那么大才上学。他又说：只要用心学，一样可以赶上去。现在的学习条件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你一定得去留学，多好的机会啊！

  就这样，1955年下半年，我迈进了苏联列宁格勒精密机械与光学仪器学院的大门，为的是将来为虎添翼。

  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5天之后，在政协二届二次全员会议上，周恩来发出：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他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提出：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领先水平。这是制定12年科学规划的指导思想和依据。

  制定这样一个科学规划，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时代赋予中国科技工作人员的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中央对此很看重。这年3月，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周恩来亲自挂帅，陈毅、李富春和我父亲负责具体的组织领导。

  当时，父亲作为主管军工和军队装备的领导人，直接领导了武器装备方面的规划制定工作。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度，对门类众多的学科专业制定一个发展规划，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领导这项工作的人，不但需要冷静的科学头脑，而且还要具有战略家的眼光和气魄。伟大的中国革命所造就的这些革命家、军事家，历史性地成为这一艰巨任务的当然领导者。像父亲这样打了半辈子仗的军人，开始在一条崭新的战线上指挥作战。

  周总理深知，国防建设这一块是重中之重，于是，百忙中，细心的他没忘了让秘书通知各有关部门﹣-

  总理指示：为解决科学规划中提出的有关国防建设部门急需解决的组织机构、工程技术人员的调配与培养等问题，决定由邀请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开会商讨……在召开会议时，有关人员一定到会。

  初春的北京，花红柳绿，生机盎然。中国科学技术的春天，也随之到来了。制定12年科学规划的大会在北京西郊宾馆召开。参加制定规划的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人员，来自中国科学院、各高等院校、各产业部门的技术、科研、设计单位，它包括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水平最高，成就最大的全部杰出的科学技术专家。著名科学家吴有训、竺可桢、严济慈、周培源、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王淦昌、王大珩等都参加了规划会议。几百名科技专家吃住一起，日以继夜，研究分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热烈讨论，激烈争论，经常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各专题组讨论的时间不同，吃饭的时间不能固定，西郊宾馆的餐厅从早上到午夜随时都开饭。

  父亲对这些科学家十分尊重，对他们的意见听得认真、仔细。有些小组去不了，他就要求参加会议的工作人员，不论什么意见都要详细记录下来，不得遗漏。他和大家一起讨论、研究很多问题，对争议大的问题尤为关注。

  对规划的制定工作极为重视。周总理多次听取汇报，及时做出指示。时任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的陈毅、李富春、等很关心规划工作。父亲多次同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摄影家们拍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镜头：周恩来、李富春、我父亲、郭沫若等与制定规划的科学家们欢聚一堂，亲切交谈，大家脸上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这就是历史最好的见证。

  5月26日，周恩来和李富春、我父亲、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等，在怀仁堂宴请了与会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周总理和父亲等一桌一桌地向到会人员敬酒。6月14日，、周恩来和朱德、陈云、、林伯渠、吴玉章、郭沫若等，在接见参加规划工作的科学家、科学技术人员，同大家合影留念。父亲也参加了接见活动。这两次活动，说明了中央对科学工作的格外的重视，对科学技术人员鼓舞很大。

  这年10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经过600多位科学家的努力和部分苏联专家的帮助，基本上完成了规划的起草工作。

  10月29日，陈毅、李富春与父亲联名，向周总理并中央写了《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和《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的报告。规划提出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中心课题，连同附件共600多万字，参照国际领先水平，结合中国真实的情况，提出了解决这些中心课题的途径和措施，它给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勾画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和美好的蓝图。

  规划中列出了12个重点，即：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喷气技术；电子学方面的半导体、计算机、遥控技术；生产自动化和精密机械仪器仪表；石油等重要资源的勘探；建立中国自己的合金系统和新冶炼技术；重要资源的综合利用；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长江、黄河的综合开发；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肥料；几种疾病的防治和消灭；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基本理论的研究。

  在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时，起初是用任务带学科的办法来讨论、确定的，就是说围绕国民经济与国防的任务（如、导弹就是国防任务），研究提出实现这些任务要哪一些学科的科研工作，这就构成了学科规划的内容。后来发现，任务带学科是一个很好、很重要的方法，但却不能成为唯一的方法。在制定规划的中后期，科学家中不少人提出，有的学科的研究工作，用国防、经济的任务可以带；可有的学科分支、领域和课题，单纯用任务带不了，但这些同样是很重要、必不可少的，有的基础研究的成果，对日后会起很大的作用。科学家们的这种议论和见解，反映到父亲和周总理那里，父亲和周总理都认为有道理，因此在十二年规划工作的后期，确定除已提出的6项任务之外，再把一批任务带不了而又有价值、有必要的重要基础学科（当时秘书甘子玉与父亲谈的时候常常用数、理、化、天、地、生来叙述）研究课题，专门制定出一本基础学科的规划。科学家们对这样的安排，都表示非常满意。在十二年科学规划的执行和日常科研工作安排中，对基础学科的研究也是重视的。父亲对基础学科的课题及其进展，常常询问，听到有什么困难难以解决时，就让办公室秘书去帮助解决，有时他还亲自出面去解决。甘子玉告诉我，现在人们还常常提起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工作，就是在父亲的直接关心、支持和鼓励下取得成功的。甘子玉说，像这样的例子真不少。

  军工方面，在父亲的领导下，由当时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牵头，组织航空工业委员会、总参装备计划部、国防工业部门的有关人员，共同拟定了武器装备发展规划，将其作为12年科学规划的组成部分。这个规划的主要目标有：提高喷气式飞机音速的倍数；研制射程100公里的地对空导弹，射程500至600公里近程地对地导弹；电子学方面，研制能发现敌人飞机、导弹，并能引导我军飞机、导弹对其拦截、阻击的设备；研制能准确测定敌人炮兵阵地和军舰的设备，提高雷达探测距离，缩小体积，增强抗干扰性能；研制自动化和保密性能好的超小型化通信设施；研制电子计算机、电视机、无线电侦察等设备；原子能方面，与和平利用结合，开展小型核弹头、核潜艇和用作军用动力堆等综合性研究；防化和军事医学方面，进行防原子、防化学和防生物武器研究；陆军装备方面，主要是进行改进，减轻火炮、坦克等重量，提高质量，增大威力，便于运动或自行化等研究；海军装备方面，开展提高舰艇航速、续航力以及水雷、舰用火炮、鱼雷的威力，研究导弹、火箭在舰艇上的使用等。由于当时水平的限制，许多研究项目只是提出了努力方向，大多还不具体，但总算有了武器装备发展的奋斗目标。

  这年底，中央批准了12年科学规划。其后数年间，父亲为了落实这12年科学规划，殚精竭虑，辛勤操持。

  那些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两年之后的1958年12月，父亲在全国地方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说：3年前，中国在原子能、喷气技术、电子学方面还是空白，现在已经有了实验型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导弹、火箭、电子计算机的研制进展顺利，即将开始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前期工作。美好的前景，对全国的科技工作人员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又过了两年多一点，1961年1月，父亲给中央写报告，报告中说：预计在1962年可以初步实现原订的12年规划的80％左右。

  经过全方面检查，在12年规划内的57项重点任务中，有19％的任务指标已经基本达到原规划1967年的具体目标；69％的项目，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与此同时，国防科研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导弹、的研制方面，成就喜人。

  1962年底，中央科学小组和国家科委再次组织了对12年科学规划实施情况的全面检查，检查结果更加令人振奋，大多数规划中的项目提前5年完成了。父亲翻阅着各单位送上来的报告，心潮起伏，备感欣慰。尽管其中经历了五七年反，以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但中国科技前进的步伐并没有停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已经打赢了解放后的第一场科技仗。

  在这段不太长的时间里，父亲对全国的科学技术和国防尖端研究的整体情况，已经谙熟于胸，对国防尖端项目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他掌握得更多。他不仅仅把眼光盯着国内，还盯着国外，为了熟悉国外科学发展的一手消息，他经常阅读国家科委、国防科委送来的《科技动态》等刊物，以便尽快了解美、苏、英、法、日、德等世界强国的科学技术动态，从中寻找如何追赶他们的途径。

  1962年底，父亲得出的初步评价是：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部分达到了世界上先进国家50年代中期的水平，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可是，这些年，西方国家的工业技术和军工技术又有了巨大的飞跃。父亲想：今后10年，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10年。在未来10年里，至少要在关键性的几个领域里赶上西方国家60年代的水平，并准备向70年代过渡，否则中国落后得太远了，再追赶就难了。

  12年规划的大幕尚未落下，周恩来和父亲等人雄心勃勃，又盯上了更高的目标。在他们的主持下，国家科委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了1万余名科学技术专家，1963年10月编制完成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这个规划，给人们描绘了一幅更加多姿多彩的画面和激动人心的远景，是一张更美好的蓝图。

  父亲对这个规划倾注了大量心血。这份长达96页、近5万字的规划纲要，他字斟句酌地反复看了好几遍，先用铅笔改了一道，又用红蓝铅笔标明重点和再作修改的地方，它寄托了父亲的无限深情。当年这个规划所规定的在1972年以前就要实现的目标有5个：

  -﹣为农业增产提供各方面的技术成果，系统地解决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技术问题；

  -﹣重点掌握60年代的工业科学技术，为建立一个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发展重要的新兴工业，提高现在工业的技术水平，提供科学技术成果；

  -﹣大力培养人才，充实现代化实验设备，形成科研中心，建立一支能够独立解决中国科技问题的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

  1963年12月16日下午，父亲向主席等人汇报《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毛主席说：要打这一仗。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过去搞上层建筑，也还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打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要以革命的精神来搞科学技术工作。

  【聂力，重庆江津市人，1930年生于上海。1950年加入中国，1958年参加工作，大学文化，留学苏联，高级工程师。1960年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程组组长；1965年任七机部十三所仪器室主任；1972年在海军科装部科研处工作；1974年在国务院、09、71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后任副主任；1982年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党委常委；1985年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党委常委。曾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第四、五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第一、二、三、四届中国发明协会副会长。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晋升为中将军衔。】